尽管OpenAI首席执行官萨姆·奥尔特曼、SpaceX创始人埃隆·马斯克以及Meta CEO马克·扎克伯格等科技领袖长期以宏大的未来愿景著称——例如扎克伯格在2016年曾为Facebook制定长达十年的路线图——但在中期选举前五周，他们却齐聚白宫，与特朗普总统合影并支持其“超级情报”议程。
这一举动被批评为严重的战略误判。尽管多项民调显示反特朗普情绪上升，且两党对人工智能及数据中心建设均持保留态度，这些行业巨头仍选择此时站队。对于一个标榜擅长模式识别的行业而言，这种对政治风向的灾难性误读不仅危及企业命运，更动摇了外界对其判断力的信任。
内部反应同样令人困惑。据曾在OpenAI和Meta工作的员工透露，选举结果公布后，高层并未发表公开评论。扎克伯格未就结果进行内部讨论，另一家AI公司的员工则表示领导层在Slack上保持沉默。许多从业者不解，为何他们的老板未能察觉显而易见的政治风险。
硅谷的管理格言通常推崇“格雷茨基主义”，即滑向冰球即将到达的位置，强调前瞻性与预期管理，而非被动应对当下。然而，扎克伯格、OpenAI联合创始人格雷格·布洛克曼及其他知名AI领袖和风险投资者，似乎偏离了这一原则。不同于Palantir CEO亚历克斯·卡普那种毫不掩饰的政治立场，主流科技企业本应采取更为平衡的策略，但他们却建立了难以摆脱的政治身份绑定。
这种现象揭示了一个基本现实：科技界最具影响力的领导者并非全知全能的政治或经济专家。扎克伯格和奥尔特曼在社交媒体或AI领域的专业知识，并不能转化为对政治数学的理解。获取总统访问权、补贴以及对监管的影响力所带来的满足感，可能遮蔽了他们对基础政治逻辑的判断。
相比之下，波音等传统财富500强企业的首席执行官避免在播客中谈论敏感的社会议题，也不会在MAGA友好的人工智能峰会上将公众担忧称为“骗局”。因为他们深知，商业模式和数十亿美元的项目必须超越现任政府的更迭。大科技公司通过与特朗普结盟，将其核心利益（如电网接入和数据中心许可）直接置于民主党的对立面上。
在软件领域，功能可以撤销，代码可以更新；但在政治领域，公众认知的转变没有“撤销键”。科技精英的决定将业务与临时性的政治运动捆绑，如今气候已变。一位与扎克伯格密切合作的Meta员工指出，虽然马克被视为长远思想家，但公司从未真正进行过战略性的事后复盘。
对于初创企业而言，建立良好声誉至关重要。以往的技术飞跃，如光纤技术和无线基础设施的部署，都成功避开了党派政治。但通过向特朗普政府靠拢，硅谷已将人工智能转化为文化战争的一部分。当公民在加利福尼亚到佛罗里达等地投票反对数据中心提案时，他们关注的不再是技术或经济指标，而是政治立场。
由于过度专注于AI竞争的紧迫性，技术领导者未能预见声誉损害如何侵蚀无形的善意。这一行业对时机的误解，打破了硅谷最珍贵的神话。本文作者亚伦·扎莫斯特（Aaron Zamostey）是技术沟通顾问及Square前高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