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民主党在国会两院赢得大选多数席位,这一结果令科学界对美国国家研究体系的未来重拾乐观情绪。目前,科学倡导组织及国会议员正致力于解决科学家面临的最紧迫议题,重点聚焦于2027财政年度的支出法案。

随着第120届国会定于1月3日召开,除了短期预算问题,议员们还需应对两个更为复杂且长期的挑战:谁应参与科学与技术决策?政策机构如何适应日益增长的公众意见?这些问题触及了科学与社会“契约”的核心——即政府主导的支持体系以纳税人资金换取科学自主权,并承诺服务于公共利益。这实际上延续了二战时期关于治理挑战及专家在民主中角色的古老辩论,也是美国现代研究体系建立的基石。
自范内瓦·布什发表《科学,无尽的边界》报告以来的80年间,美国战后科学政策倾向于让专家优先于公众。尽管政府不断尝试通过政策机制使科学与国家社会及经济需求更紧密地协调,但公众的参与度始终处于隐蔽状态。
NSF陷入治理与资金困境
作为大学基础科学的主要资助者,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已成为学术界与白宫在联邦科学政策上相互博弈的战场。该机构目前面临严重的治理危机:由于缺乏经参议院确认的董事,其代理董事将在年底离职。据美国物理研究所等机构报道,国家科学委员会已于四月份被解雇,联邦调查局观察员也指出了因无正式任命董事带来的监管真空。
在资金方面,NSF在2026财年的预算较2021年至2024年期间减少了近50%。尽管通常不会将年度预算的大部分用于转移支付,但NSF表示已投入超过10亿美元至2027财年,旨在支持符合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政府广泛倡议的机构优先事项。
重塑科学政策机构的窗口期
过去两年间,特朗普政府对美国科学与社会的长期契约进行了彻底修改。由此引发的对美国科学界的影响以及公众对科学政策关注度的提升,为改革打开了独特的窗口。面对当前的局势,美国国会应抓住这一机遇,重新构想国家科学政策机构,而非简单地回归过去的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