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动物》:人类如何导致物种灭绝

历史学家凯尔·哈珀新书梳理人类致物种灭绝史。该书追溯至200万年前,揭示狩猎、农业及工业化如何重塑生物多样性,指出学科割裂阻碍了看清整体图景。

人类的狩猎和农业等活动给苏门答腊猩猩的数量带来了压力。图片来源:盖蒂摄影师编辑:张

在《最后的动物:人类历史和地球上的生命命运从冰河时代到第六次灭绝》(The Last Animals: Human History and the Fate of Life on Earth from the Ice Age to the Sixth Extinction)一书中,历史学家凯尔·哈珀(Kyle Harper)提出了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问题:人类如何影响动物的生物多样性?该书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于2026年出版。

跨学科视角解析灭绝真相

关于人类导致物种灭绝的研究并非新鲜话题,但以往的相关著作往往侧重于当下或史前冰河时代动物的灭绝情况。哈珀的这部作品试图梳理从史前至今的生物多样性演变全貌。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人类与其他物种关系的缓慢变化最终导致了当前的生物多样性危机。人类重塑动物群体的历史长达数千年,远早于书面记录中关于灭绝的描述出现之前。哈珀认为,通过反思人类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的,我们或许能获得扭转局面的最佳机会。

作为一部学术作品,《最后的动物》既严谨又引人入胜。哈珀展现了整合生态学、地球科学和环境历史的卓越能力。同时,该书也揭示了既往研究方法的局限性,强调了学科间缺乏交叉对话如何阻碍学者们看清整体图景。

潜行影响

哈珀的论述始于古代人类在世界各地的扩散,时间跨度可追溯至近200万年前直立人的出现。人类的扩张与化石记录中大型动物的显著消失相吻合。尽管具体原因尚存争议——部分科学家归咎于气候变化,但哈珀更倾向于怀疑人类狩猎活动的影响。例如,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人类参与了许多海洋物种的灭绝过程。

哈珀指出,早在农业诞生之前,人类就已经深刻影响着动物的生活。例如,人类与牛、羊驼和狗之间形成的互利关系,为驯化和选择性繁殖打开了大门。在塞浦路斯,史前定居者故意引入野猪和鹿作为猎物,这一行为永久性地改变了岛上的生态系统。

随着时间推移,森林砍伐和城市化进一步影响了生物多样性。自中世纪以来,商业渔业开始破坏复杂的海洋食物网。19世纪起,工业化农业、铁路、制冷技术和制药业的发展,使得在远离城市中心的地方大规模养殖牲畜成为可能。人类生活方式的改变对动物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副作用。例如,20世纪90年代印度农民使用止痛药双氯芬酸治疗老牛,却未意识到残留药物会对以牛尸为食的秃鹫造成致命伤害,导致该鸟类种群数量急剧下降。

跨越学科的界限

撰写如此宏大的历史需要汇聚多学科的证据。哈珀在探讨史前时期时,主要依赖化石、考古发现和古代DNA数据;而在涉及历史时期时,则主要依据书面记录,包括欧洲帝国扩张期间发生的动物灭绝事件。

这种跨学科的努力部分源于了解文字发明之前事件的有限手段。然而,哈珀强调,学术界对研究时间段设定了某些任意的限制。例如,在19世纪确认人类存在已有数千年后,历史学家决定仅研究文字出现后的事件,将“文字前的黑暗时代”留给考古学家、人类学家和地球科学家处理。

然而,许多生物多样性的变化超越了这一人为界限。虽然最后一只猛犸象(Mammuthus primigenius)在埃及法老统治时期灭绝,但其消失实际上是冰河时代结束过程的一部分。

即使物种灭绝已被充分记录,其背后的原因和生态后果仍难以完全解开。例如,16至17世纪欧洲人抵达并定居印度洋马斯卡林群岛,导致包括渡渡鸟(Raphus cucullatus)在内的50多种动物物种灭绝。研究人员目前尚不清楚引入的植物、动物和疾病对这些灭绝有多大影响,也不清楚殖民时期的森林砍伐和狩猎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虽然可以利用生态建模到古代基因组分析等多种科学工具来研究这些灭绝事件,但这些潜力尚未得到充分挖掘。

学科联合的必要性

面对当前第六次大灭绝的潜在威胁,科学家必须打破学科壁垒,从自然历史中汲取线索。只有结合古生物学、历史学、生态学和遗传学等多领域的视角,才能全面理解人类活动对生物多样性的长期影响,并为保护现存物种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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