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期在上海召开的高级别会议上，明确要求地方政府、高校及研究机构将基础研究提升至战略议程的核心位置。他强调：“我们必须抓住机遇，应对挑战，把基础研究置于议程的高层。”
这一指令是中国科技长期发展战略的一部分。在最新的五年计划中，中国承诺加大对基础研究和创新的投资力度，并计划在2030年前加速人工智能、量子应用及可控核聚变等前沿技术的发展。
从边缘到中心：近50年的科学崛起
中国科学力量的崛起始于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据Elsevier的Scopus引用数据库显示，当时中国在国际期刊上发表的论文不足120篇，全球存在感微弱。然而，在过去不到50年的时间里，中国已跃升为全球主要科学强国。
目前，中国在研发支出规模、专利申请数量以及核能、合成生物学等关键技术领域的研究主导权方面均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其高校和学院正与西方传统学术巨头展开竞争，并首次登顶“自然指数”（Nature Index）榜单。
除了数据排名的提升，中国的实质性突破也备受瞩目，包括开发具有颠覆性的人工智能模型，以及成功实现人类历史上首次月球背面采样返回。
未来几年，这一上升趋势有望进一步加速。中国设定了从现在到2030年公共和私营部门整体研发支出每年至少增长7%的目标，预计这将带来数十亿美元的额外年度投资。与此同时，美国特朗普政府寻求削减科学资金的做法被批评人士认为削弱了其研究能力。
香港大学科学政策研究员博·王指出：“中国有潜力从根本上改变科学生产、技术竞争和地缘政治重心的全球格局。”对于西方而言，当前的局面让人联想到20世纪80年代与日本竞争时的紧张态势。
然而，快速扩张也带来了系统性挑战。批评者指出，这种速度导致了广泛的科研不端行为问题。去年临床试验中发生的两起死亡事件，引发了公众对前沿生物医学研究监管与伦理标准的质疑。此外，经济放缓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也可能制约科技进步。
研发投入激增与结构变化
过去30年间，中国领导人将科学和教育视为国家繁荣的核心驱动力。在此期间，中国整体研发支出增长了约100倍。根据中国政府公布的数据，过去十年间，政府研发支出的平均同比增幅超过10%。
经合组织（OECD）数据显示，中国的增长远超其他国家。2024年，按购买力平价（PPP）调整后的国内研发总支出（GERD），中国已超过自二战以来被视为全球科技创新领导者的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研发支出国。
不过，中国研究人员提醒需谨慎解读这一排名。若按汇率计算，2024年中国的研发支出约为美国的一半（尽管相比2004年的8占比已有大幅提升）。武汉大学科学政策研究员张林表示，中国集中体制的优势在于能够更有效地将资源集中于长期科学目标，例如在量子通信领域维持战略性投资，而美国的政治周期可能导致优先事项频繁切换。
对于许多研究者而言，具体的排名数字并非关键，重要的是中国强劲的上升轨迹。这标志着中国正试图从商品生产国转型为知识和前沿技术的生产国。
在半导体领域，这一转型尤为明显。2014年，中国启动了一项初始规模约1000亿元人民币（当时约合163亿美元）的国家支持投资基金。该基金配合协调一致的产业政策，帮助中国建立了从芯片设计到设备制造的全供应链能力。自2022年美国全面禁止向中国销售先进半导体芯片后，中国加大了自主攻关力度。2024年启动的第三轮投资计划预计向半导体行业注入3440亿元人民币（约合500亿美元）。
除半导体外，生物技术和生物医学也是重点方向。政府日益重视原研药开发和转化医学，旨在推动基础研究成果向临床治疗转化。
私营企业崛起与AI竞赛
2025年初，总部位于杭州的小型人工智能公司DeepSeek发布了一款大型语言模型（LLM），以远低于西方竞争对手的成本引发全球市场震动。这一私营企业的创新成果得益于中央政府的持续支持。
历史上，国有大学和研究机构主导着中国的研发工作。但近年来，私营企业在电动汽车、制药等领域的创新作用日益凸显。随着企业意识到创新是扩大市场份额的关键，其在研发活动中的参与度不断提高。
中国最新五年计划承诺赋予私营企业更多权力与资源，以改善国家的创新、教育和研究生态系统。这一举措部分源于近年来中国公司在电池、人工智能等关键技术领域取得的研发成功。
在全球技术竞争中，人工智能已成为提升中国信心的重要领域。太空探索同样如此。2022年，经过三十年的规划与建设，中国完成了自己的空间站“天宫”。重庆大学研究太空环境应用的学者指出：“这意味着中国现在能够在太空中进行中长期研究。”
中国还成为首个在月球背面登陆探测器的国家，并计划在2030年将宇航员送上月球表面，2028年发射火星任务。香港大学行星地质学家钱宇琪认为，中国将太空探索视为提高技术主权和国家实力的长期努力，而非短期击败美国的地缘政治竞争。参与中国月球及深空探索计划的科学家也表示，美国媒体渲染的“中美太空竞赛”叙事并不符合中国的实际考量。
基础研究的短板与挑战
中国坚定不移地支持科学，部分原因在于减少技术脆弱性和对外依赖。过去十年的全球事件——如新冠疫情和美国实施的半导体限制——揭示了依赖外国技术的战略风险。疫情期间，外国专家撤离及进口设备受阻，影响了相关技术的应用。因此，研发支出逐渐被视为国家安全目标。
自2018年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发动贸易战以来，外界普遍认为这是中国科学体系的弱点之一。中国国务院在2018年提出，目标是到2035年在基础研究方面显著增加全球影响力，并在本世纪中叶使中国成为“主要的全球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基础研究旨在发展知识而非特定应用。
然而，实现这一目标面临困难。新西兰基督城非营利组织探索科学基金会主席克里斯·马丁基于OECD数据的计算显示，2024年中国基础研究资金占研发总预算的比例不足7%，而美国为14.4%，日本为11.6%，韩国为14.7%。尽管去年这一比例上升至创纪录的7.08%，但仍未达到前一个五年计划设定的8%目标，且新的五年计划未设定具体资金目标。
研究人员警告，现行的评价体系使得个体难以从事长期的、以好奇心驱动的项目。中国科研人员的评价往往依赖于在高影响力期刊发表的论文数量及获得的国家级资助额度。
北京清华大学创新政策研究员李指出：“因此，近年来来自中国的论文数量迅速增长。”尽管政府在2020年启动了重大改革以改善学术评价体系，但多位受访《自然》的研究人员表示，中国高校在招聘和晋升时仍广泛以论文发表数量为标准。
根据“自然指数”数据，2023年中国研究人员在追踪的178个自然、应用、社会和健康科学领域高影响力期刊上的发文量已超过美国，位居第一。但大量论文并不等同于诺贝尔奖或图灵奖级别的突破性原创发现。核心问题在于如何让研究人员摆脱数量导向的目标，从而自信地开展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的基础研究。
出版压力也被认为是导致中国科研诚信问题的原因之一。一项关于撤稿的《自然》调查发现，在2014年至2024年期间，近60%的撤稿论文涉及与中国有联系的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