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2日，Anthropic创始人达里奥·阿莫代伊（Dario Amodei）发表长文《我们必须为前沿定速》，主张AI公司应放慢最强模型的迭代速度，为安全验证留出时间。
数小时后，OpenAI创始人萨姆·奥尔特曼（Sam Altman）在社交平台X上回应："我同意达里奥，我们需要为前沿定速。"埃隆·马斯克（Elon Reeve Musk）的回复更为简短："达里奥说得对。"谷歌DeepMind的德米斯·哈萨比斯（Demis Hassabis）也表态支持，称方向是正确的。
四家在全球AI竞赛中激烈交锋的公司创始人，罕见地在同一议题上达成一致。
但行动层面，Anthropic与OpenAI却走向相反方向。Anthropic的IPO筹备照常推进，目标估值2万亿美元，若成功将超越SpaceX的纪录，成为全球史上规模最大的IPO。有知情人士认为，近期围绕AI安全的讨论反而强化了上市的必要性——作为一家上市公司，Anthropic将接受更严格的信息披露和外部监督，这与其安全承诺相一致。而OpenAI则宣布2026年不会上市，奥尔特曼给出的理由是：现在上市"不明智"，安全与对齐工作尚未完成。
行业对Anthropic的普遍印象是：这家公司围绕"安全、负责地实现AGI"的愿景成立，对外形象总是将价值观置于商业利益之前。它曾因要求五角大楼承诺限制旗下AI工具Claude Code的使用方式，丢掉一笔2亿美元订单，一度被特朗普政府威胁"封杀"。反对者则认为，这家公司只是打着"安全"的幌子排挤竞争对手。
围绕Anthropic的争议，可以从四件事中看出一些线索：一场峰会上没有握住的手、一支超级碗广告、一个三人团队做出的产品、一份没签成的五角大楼合同。它们分别对应这家公司的四个侧面：与OpenAI的理念分歧、商业路线、组织文化，以及面对权力时愿意为原则付出的代价。
印度AI峰会上的"不握手"
2026年2月，印度在新德里举办号称亚洲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AI峰会。印度总理莫迪站在舞台正中，微笑着握住奥尔特曼的左手高高举起，示意身边13位科技领袖同样照做，象征全球AI共同体的团结。
奥尔特曼随即也举起右手。他右手旁站着达里奥，两人都将拳头高举过头，但谁也没有握住对方的手。
奥尔特曼和达里奥在现场没有握手。图源：视频截图。
两人曾是OpenAI的前同事、上下级。达里奥先后任职于百度、谷歌，曾担任OpenAI研究总监，主导了GPT-2、GPT-3的开发。这样的公开对峙在硅谷并不多见。彭博社在一次访谈中直接发问："如果世界上最重要技术的建造者连在台上牵个手都做不到，我们怎么相信你们会在存在性风险上合作？"达里奥顾左右而言他，核心意思只有一句：他不想与OpenAI和奥尔特曼合作。
Anthropic和OpenAI的创立像一组镜像。2020年12月，达里奥兄妹和另外五位OpenAI员工出走创办Anthropic，原因是认为OpenAI对安全重视不够。而OpenAI当年的成立同样源于一场分歧：谷歌收购DeepMind后，马斯克在伦理委员会上主张这项技术未来将取代大量人类工作，谷歌应与公众共享财富，谷歌对此不以为然。马斯克拉上奥尔特曼另起炉灶，成立了一个开放、非营利的组织，即OpenAI。
2018年马斯克撤资后，OpenAI迫切需要资金，奥尔特曼设计了一套混合架构，在非营利组织之下设立营利性实体，获得微软10亿美元投资。分歧由此产生。最初因使命加入OpenAI的员工开始担忧公司过度追求商业而忽略安全，达里奥是其中呼声最高的人。
加入OpenAI之前，达里奥就发表过AI安全相关的论文，后来以写作冗长的技术价值观文章在内部闻名。开发GPT-2时，他发现模型能力远超预期，要求团队不要立即发布，先公开了一个小规模版本，并提示模型可能存在危险。主导GPT-2、GPT-3开发后名声大噪，身边逐渐聚集了一批志同道合者——因为他在妹妹的婚礼上穿了一身熊猫服，这个圈子在内部被称为"熊猫派"。
据达里奥回忆，他曾带着这些担忧去找奥尔特曼，对方会认真倾听并表示赞同，但仅此而已。达里奥是科学家出身，较真、认理；奥尔特曼是投资人出身，习惯在各方之间调停。日后达里奥在多个播客中含沙射影地评价奥尔特曼是"不真诚、不诚实的领导者，无法信任"。
2020年12月，达里奥兄妹和另外五位OpenAI员工创办Anthropic，公司名寓意"人类的""以人为本"。几周后又有十几名员工从OpenAI跳槽过来，团队在达里奥家的后院举行了启动演讲，正值疫情最严重时期，时而通过Zoom线上开会，时而自带凳子去公园边野餐边谈生意。
两家公司的成立动机相似——都不希望技术和其代表的权力集中到错误的地方。不同之处在于，OpenAI的起点是"要什么"：实现AGI、造福人类；Anthropic的起点是"不要什么"：不要像OpenAI那样。Anthropic高管常把OpenAI、Meta和xAI当作反面教材，用以界定自身的责任边界。反对什么，有时比支持什么更能笼络人心：Anthropic初创团队至今十分稳定，外界几乎未见内部不合，达里奥创业时甚至坚持给每个人同样的股权。
千万美元超级碗广告的商业路线之争
2026年2月8日，第60届超级碗。全美收视率最高的电视舞台上，赛前播出了Anthropic的一支广告：一个男人坐在客厅沙发上，向AI扮演的心理咨询师询问如何与母亲更好地沟通，AI微笑着给出建议后忽然话锋一转，挑眉推荐起一个主打"熟女"的约会网站。片末，AI诡异的笑脸上浮现一行字："Ads are coming to AI. But not to Claude."（广告正在入侵AI。Claude除外。）背景乐是Dr. Dre《What's the Difference》的歌词"Wha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me and you?"，一语双关。
Anthropic在超级碗上投放的广告。图源：广告截图
就在不到一个月前，OpenAI宣布计划在美国对ChatGPT免费版和Go版测试广告投放。超级碗广告播出一天后，OpenAI正式启动广告测试。据NBCUniversal全球广告业务负责人称，2026年超级碗30秒广告平均价格约800万美元，少数位置超过1000万美元；Anthropic同时买下一个30秒赛内广告和一个60秒赛前广告，花费上千万元。广告效果显著：Claude在美国App Store排名从第41位升至前十，美国iOS和Android日均下载量明显增长。
奥尔特曼在X上发长文回应，称ChatGPT是当下最受欢迎的聊天机器人，推出广告是为了减轻负担，把AI带给数十亿无力支付订阅费的人，不像Anthropic只为富人提供昂贵产品（Claude同样提供免费聊天服务），最后攻击Anthropic是"专制""独裁公司"。这场交锋的背后，是两家商业化路线的分野：Anthropic攻击OpenAI的变现方式，奥尔特曼反击Anthropic的产品定位。
路线差异从成立之初就已埋下。2022年OpenAI推出ChatGPT，将生成式AI推向世界。达里奥后来透露，2021年年中Anthropic就已拥有可用的大型语言模型，若发布势必引起轰动，但公司选择按兵不动："我们的结论是，不想做第一个抛出'靴子'、引发这场竞赛的人，让别人来做这件事。"等到2023年3月Anthropic发布模型时，OpenAI、微软和谷歌都已推出自己的产品，"这让我们损失惨重。"
押注企业和开发者，一方面是价值观使然。达里奥认为，社交媒体的例子已经说明，消费级应用要赚取广告收入，就要最大化用户停留、鼓励参与甚至成瘾，这与其价值观不符。奥尔特曼2024年10月在哈佛也曾表态"很讨厌广告"，称广告是商业模式的最后手段，但不到两年后OpenAI还是启动了广告测试。
另一方面，这也是现实约束下的选择。Anthropic 2021年5月完成第一笔1.24亿美元融资，出资方以个人投资者为主；OpenAI 2015年成立时就有10亿美元资金承诺，背后是硅谷一众明星。从第一天起，两家在资本、背书和品牌势能上完全不在一个量级。Anthropic早期投资人曾表示："几年前的普遍观点是，Anthropic无法扩大规模，因为它筹集不到足够的资金。"面对背靠微软、拥有全球用户这一最宝贵资产的OpenAI，正面争夺C端不是好策略，押注B端也是差异化竞争。
这条路后来成了Anthropic的护城河。到2025年10月，Anthropic拥有超过30万家企业客户，贡献公司约80%的收入；到2026年2月，年消费超过100万美元的客户超过500家。据SemiAnalysis Tokenomics Model 2026年7月估算，Anthropic三季度GAAP口径营业利润（EBIT）有望突破10亿美元，营业利润率6%，将首次实现季度盈利；年化经常性收入（ARR）从2025年底的90亿美元飙升至600亿美元以上。同期OpenAI第二季度EBIT利润率约为-100%，仍在亏损。
OpenAI巨大的消费入口既是优势也是商业压力，ChatGPT的商业化路径日渐庞杂：订阅、API、企业服务、广告和电商。Anthropic则把商业模式概括得很简单：企业合同和付费订阅，再把收入重新投入Claude——不卖用户注意力，也不把用户数据卖给广告商。
三人团队做出的Claude Code
Anthropic旗下Claude Code的起点与多数人想象不同：它并非产品部门立项的产物，而是内部Labs小团队里一名工程师随手做出的东西。
2024年9月，鲍里斯·切尔尼（Boris Cherny）加入Anthropic Labs，还在学习使用API。Labs负责人、联合创始人本·曼恩（Ben Mann）给他的任务只有一句话："不要为今天的模型构建，要为六个月后的模型构建。"鲍里斯没有直接做编程产品，而是先花两天时间用API做了一个极简的命令行原型——能截取Apple Music屏幕截图并让Claude识别正在播放什么歌。他把demo发到公司内部的Slack频道，只得到两三个赞。
但第二天他走进办公室，发现同事正用这个工具写代码。他决定把它完善成产品。5天后，团队一半人在用它工作，之后全公司都开始使用。发布前的产品评审会上，达里奥半开玩笑地问："你们是在强迫大家用它吗？到底怎么回事？"彼时它叫Claude CLI，改名后全世界都知道了——Claude Code。
Claude Code于2025年2月发布，但属于它的拐点到一年后才到来。2025年11月，Anthropic发布旗舰模型Claude Opus 4.5，长程任务能力大幅提高。作为一个集成了需求、代码、测试等环节的agent，Claude Code让不懂代码的普通人用自然语言描述即可自动生成代码并执行任务，模型能力的提升使它从"能用"变成"好用"。
2026年2月，Claude Code周活跃用户在40天内翻倍，商业订阅增长4倍，企业收入占其收入过半；GitHub上公开提交总数的4%来自Claude Code。它让Anthropic在C端打响知名度，收入和估值上到新台阶，并正式被视为OpenAI的对手——2026年5月，Anthropic完成新一轮投资后估值达9650亿美元，超过OpenAI。
比数字更值得注意的，是做出这款产品的团队规模：整个Claude Code产品团队只有三个人，直到发布前两周其他成员才加入。这倒逼团队大量使用Claude写代码，否则无法完成进度。鲍里斯起初想扩张团队，遭到一位同事反对："规模扩大会使流程、文化和愿景都变得更困难。可以把这看作Claude Code将如何改变工程团队、以及我们对生产力预期的一次早期实验。"鲍里斯后来也承认，保持小团队避免了过度设计和资源浪费，被动使用Claude写代码也让他们对产品理解更深。
Anthropic的文化强调以更少的资源做更多的事——"关注的是实际影响的大小，而不是方法的复杂程度。我们不会因为只需要一辆自行车就去发明宇宙飞船。"这句话写在其公司主页上。公司刻意在项目初期减少资源投入，每个项目只配一名工程师，Labs里只有20%到30%的项目能通过评审转为正式团队。另一种解释是：进入快速增长期后，高层意识到AI会持续提升内部生产率，不希望员工数量与业务规模线性同步扩大，"我们不希望随着Claude能够承担越来越多的内部工作，最后不得不裁员。"
在公司内部，员工自称"蚂蚁"。AI时代群星璀璨，不断有新的天才或技术明星出现——天才带来核心范式的突破，但遵循scaling law（规模定律），模型能力竞争本质上是工程能力竞争。明星大概率不愿做脏活累活，蚂蚁会。
效果很显著：播客"苔藓之火"统计LinkedIn上两万份AI人才简历发现，从OpenAI跳槽到Anthropic的有44人，反向只有9人；去年Meta以天价四处挖人时，OpenAI走了几十人，Anthropic只走了两人。
创办Anthropic之前，达里奥在百度、OpenAI都经历过管理层斗争和观念分歧。AI公司人才密集、个个聪明且有主见，分裂并不少见，但Anthropic从20人的小团队成长为3000多人的大公司，始终表现出很强的组织凝聚力和人才吸引力。
达里奥学物理学出身，后因父亲的罕见病转向生物学，又因意识到"生物学中潜在问题的复杂性似乎已经超出了人类的掌控范围"而离开学界进入业界。他当年的实验室教授评价："他对技术进步和团队合作的重视，与一个旨在表彰个人成就的体系格格不入。"
这一点在Anthropic的管理结构中清晰可见：达里奥在公司只有一个直接下属，所有高管都向他妹妹、联合创始人丹妮拉·阿莫代伊（Daniela Amodei）汇报工作；他只介入重要战略问题，基本不参与日常管理，大量时间用于维护文化——自称日常精力的40%用于确保公司文化健康，定期举行名为"达里奥愿景探索"的全体员工大会，有员工戏称这是"去听牧师布道"。Anthropic官网将自己定义为"high-trust, low-ego"（高信任、低自我）的组织。
失去的两亿美元订单
作为一家长期to B的公司，面对美国国防领域的大模型合作需求，Anthropic主动推动Claude进入美国国防部和情报系统。2025年7月，Anthropic与五角大楼签下一份约2亿美元的合同。
Anthropic提出两条底线：Claude不能被用于对美国公民的大规模国内监控，以及完全不人工干预的全自主武器，并要求国防部将这两点限制以书面形式写进合同。
美国国防部没有同意。现任国防部长发布新的AI采购政策，要求AI供应商必须允许美国军方进行任何合法用途。2026年2月的谈判中，国防部向Anthropic列举了极端战争场景：美国遭高超音速导弹攻击需要使用太空拦截器，以及军事基地夜间遭遇数百架无人机蜂群袭击、需要AI帮助识别并击落目标，这些都需要自动武器。达里奥只认可第一种情况可以例外。国防部表示，真正发生紧急情况时军方没有时间重新讨论一套AI使用政策，达里奥的回答是："那就给我打电话。"
抛开细节，核心矛盾在于：美国国防部不会接受一家供应商指导他们AI怎么用、什么时候用，"不会有任何一家公司的CEO来告诉我们的战士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要么接受军方要求取消两条限制，要么合同告吹。国防部还威胁将Anthropic打上"supply chain risk（供应链风险）"标签，限制政府乃至任何与政府有往来的公司、机构与其合作，Anthropic依然没有配合。与此同时，奥尔特曼迅速介入，为OpenAI敲定了与五角大楼的协议。
这不是Anthropic第一次将价值观置于商业利益之上。一名硅谷投资者在投资Anthropic前，曾在笔记中写下一项他认为非同寻常的风险：他不相信达里奥真的在乎赚钱。达里奥在播客中提到，投资人投资Anthropic都需接受一个前提：股东价值不是最高原则，如果安全和利润冲突，他们可能选安全。
为此，Anthropic在成立之初就设计了复杂的治理框架。首先是公益公司（PBC）架构——PBC属于营利公司，但特拉华州公司法规定，PBC董事需在股东经济利益、公司注册证书载明的公益目的、受公司行为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