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 年被视为全球公共卫生领域的关键节点。这一年，联合国正式启动《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其中目标 3.3 明确提出要在 2030 年前终结艾滋病作为公共卫生威胁的状态。同年，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上，各成员国设定了到 2020 年将新增 HIV 感染人数和艾滋病相关死亡人数均降至 50 万以下的阶段性目标。
自 1983 年首次被定义以来，由 HIV 引起的艾滋病已导致全球超过 4400 万人死亡。据估计，目前仍有约 4100 万人携带该病毒。尽管抗逆转录病毒药物能有效抑制病毒载量，实现“检测不到即不传播”（U=U），且具备预防功能，但数十年来，完全治愈手段或有效疫苗仍未问世。
UNESCO 曾将天花的消灭列为人类最大的公共卫生成就，这为消除其他疾病提供了先例。然而，根据国际艾滋病协会（IAS）主席、内罗毕乔莫·肯雅塔农业与技术大学公共卫生研究员肯尼斯·恩古雷（Kenneth Ngure）的观点，当前面临的挑战并非纯粹的科学或医学问题，而是深刻的社会与政治问题。
资金削减引发预防危机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UNAIDS）2026 年的报告指出，阻碍终结艾滋病流行的最大障碍包括基本治疗和预防服务资金的削减、医疗基础设施投资不足、对感染者的污名化以及新型高效药物的高昂成本。
数据显示，全球高收入国家对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艾滋病毒项目资金从 2024 年的近 83 亿美元下降至 2025 年的 62 亿美元。这一大幅下滑主要源于美国政策的调整：特朗普政府关闭了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并削减了对“总统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PEPFAR）的支持。PEPFAR 自成立以来已挽救约 2600 万人的生命，而新的“美国优先全球卫生计划”则将重心转向国内，减少对他国援助。
资金短缺对社区预防服务冲击显著。在撒哈拉以南非洲——该地区约占全球新增感染的一半——暴露前预防（PrEP）项目在 2025 年大幅萎缩。喀麦隆、尼日利亚和赞比亚接受 PrEP 的人数至少减半。同时，多国在 HIV 检测、避孕套分发及去污名化法律改革方面的投入也出现断崖式下跌。
与此同时，孟加拉国、菲律宾、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等亚洲国家，以及巴西、委内瑞拉、埃及和斐济等国，新发感染病例持续上升。斐济的情况尤为严峻，虽然此前病例较少，但自 2021 年以来感染人数激增 14 倍，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流行病之一。一项针对 2024 年开始接受治疗人群的调查显示，近半数受访者表示注射毒品是其面临的主要风险因素。
治疗中断与流行病学警示
澳大利亚悉尼新南威尔士大学柯比研究所流行病学家约翰·卡尔多（John Kaldor）指出，“消除作为公共卫生威胁”并不意味着彻底根除地球上的病毒，而是将其转化为个体临床管理问题，不再需要大规模群体筛查和治疗计划。如果这些大规模干预措施仍具成本效益且必要，则说明消除目标尚未达成。
英国爱丁堡大学社会学家杰米·加西亚·伊格莱西亚斯认为，若忽视特定群体，就无法真正终结艾滋病。他强调，只要病毒传播速度超过人口层面的病毒抑制速度，疫情反弹的风险就始终存在。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执行主任温妮·比亚尼玛（Winnie Byanyima）在 2026 年 7 月里约热内卢举行的国际艾滋病协会会议上发出警告：“当预防消失时，感染率就会上升；当治疗中断时，人们就会死亡。”她重申，若不采取紧急行动，历史重演的结局将是可预见的灾难。
尽管自 2010 年以来全球新增感染下降了 40%，且曾短暂接近“90-90-90”目标（即 90% 感染者确诊、90% 确诊者接受治疗、90% 治疗者病毒抑制），并将标准提升至 2030 年的“95-95-95”，但目前的趋势显示，2030 年终结艾滋病的目标正变得愈发难以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