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目光聚焦于人工智能（AI）带来的潜在风险，人们往往容易忽视当前生物安全领域面临的真实且紧迫的挑战。回顾25年前，即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曾经历数十年来首次生物恐怖袭击。当时，炭疽杆菌（Bacillus anthracis）孢子被制成白色粉末，寄送至佛罗里达州和纽约的媒体机构以及华盛顿特区的公共官员办公室。
此次袭击导致22例吸入性炭疽病例，其中5人死亡。联邦调查局（FBI）随后确认这并非自然发生的事件，而是恶意行为所致。调查显示，炭疽菌株可能源自美国陆军实验室，尽管主要嫌疑人、微生物学家布鲁斯·伊文斯（Bruce Ivins）最终未被定罪。在应对这场恐慌的过程中，政府机构间协调不力及沟通混乱的问题暴露无遗。
技术普及加剧生物安全风险
自2001年以来，获取强大分析设备的门槛大幅降低。完全自动化、远程控制的湿实验室（云实验室）的出现，简化了生物基产品的市场化流程。虽然这些技术促进了生物经济的发展，但也使得私人实验室的滥用更难追踪，从而可能绕过联邦政府资助研究及商业基因序列供应商所要求的安全检查，如客户身份验证和序列类型审查。
人工智能进一步放大了这些担忧。AI不仅降低了制造生物武器所需的专业知识门槛，还可能帮助设计规避防御措施的方案。相关风险包括：AI系统失控导致意外后果；恶意行为者利用AI模型设计新型或增强型病原体；以及威胁人群范围的扩大。
尽管许多人认为这种担忧源于技术进步与政府监管滞后之间的落差，但生物学本身的复杂性意味着通过提高意识可以领先于风险。兰德公司（RAND）研究员芭芭拉·德尔·卡斯特洛（Barbara Del Castello）指出，AI代理可以在几秒钟内优化屏幕上的序列。
解决之道在于建立有效的政府监管、加强监测流程并实施强有力的保障措施。必须认识到，仅靠行业的自愿行动无法取代独立监督。AI工具及其防护机制的构建，必须以保护合法研究能力为前提。然而，即使没有AI介入，控制生物风险依然困难重重。研究人员仍在努力确保对具有大流行潜力的增强型病原体等危险双重用途研究的监督和务实治理。
监管困境与实验室扩散
在美国，生物学家常面临监管打击。2025年，唐纳德·特朗普政府命令联邦资助机构暂停或审查涉及危险功能增益的研究。7月，相关指令被新规则取代，造成局面混乱。目前，七种被定义为危险的功能增益研究已被彻底禁止。研究人员需对所有可能“严重危害”人类的病原体进行风险评估，而不仅仅局限于具有大流行潜力的病原体。
与此同时，全球高封闭实验室（BSL-4）的数量也在增加。除了炭疽病，埃博拉病毒和H5N1禽流感病毒的爆发也引发了关注。2023年的一项分析显示，自2001年以来，最安全的4级生物安全实验室数量翻了一番，达到51个，分布在27个国家。
尽管政府资助的研究受到较大程度的监督，但私人实验室存在令人担忧的监管空白。2022年和2026年，当局分别在内华达州和加利福尼亚州偶然发现了不受管制的生物实验室空间。
归因难题与系统性漏洞
应对生物威胁还需要具备调查故意爆发指标并确定物质来源的能力，这一过程被称为生物归因。自2001年以来，通过美国国家生物监测整合中心等计划及国防部全球新兴感染监测计划的扩大，病原体早期预警系统得到加强。然而，调查过程复杂、碎片化且依赖共识。
尽管生物信息学和法医遗传学取得了进展，但基因工程使现有病原体能够逃避检测，或被设计成模仿自然病原体的关键特征。地缘政治紧张局势、错误信息及科学发现的政治化，进一步增加了调查所需的技术严谨性和合作难度。例如，这些因素掩盖了对SARS-CoV-2病毒起源的调查。
事实上，COVID-19疫情暴露了许多与美国炭疽袭击中相同的问题，即便威胁性质不同。这些问题包括生物监测缺陷、公众恐惧、沟通管理不善以及供应链和劳动力的脆弱性。在这两个事件及关于新出现风险的讨论中，一个共同点浮现出来：恐慌与忽视的循环——政府在疫情爆发时为系统提供资金，却未解决生物准备和弹性方面的系统性问题。
此外，风险类别在公众讨论中的权重并不平等。AI驱动的生物风险引起了过度关注，而COVID-19和炭疽攻击所暴露的基础设施漏洞仍未得到解决。这种不平衡可能会影响未来的发展方向。
投资成效与未来挑战
2001年后，美国政府投资了数十亿美元用于生物防御，创建了国家生物防御分析和对策中心等项目和研究机构。这在应对生物武器威胁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并支持了生物监测、医疗对策和疫情预防方面的重要工作。然而，面对日益复杂的生物技术环境和分散的监管体系，如何平衡创新与安全、实现持续且协调的治理，仍是亟待解决的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