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一家自我厌恶的人工智能公司。”在夏季的一次访谈中，Springboards 首席执行官对这家初创公司的现状做出了如此定义。他坦言，团队内部对于所从事的工作本身存在深刻的矛盾心理。
这种爱恨交织的情绪并非孤例，而是当前全球人工智能领域的一种普遍现象。一方面，公众对 AI 技术的负面情绪正在迅速蔓延；另一方面，AI 产品的用户规模却在持续攀升。这两股看似背道而驰的力量，共同构成了当下复杂的科技图景。
公众情绪恶化与使用率飙升的悖论
多项权威调查数据显示，人们对人工智能的态度正趋于悲观。皮尤研究中心的报告指出，美国成年人中认为 AI 对个人及社会产生负面影响的人数已超过持正面看法者，且这种悲观情绪在年轻群体中尤为强烈。斯坦福大学的一份报告也显示，全球超过半数受访者表示 AI 产品和服务令他们感到紧张。
更引人注目的是基础设施层面的抵触情绪。盖洛普 5 月的民调显示，71% 的美国成年人反对在其所在社区建设新的人工智能数据中心，这一比例远高于反对新建核电站的 53%。而在 NBC 3 月的调查中，人工智能甚至被评价为比 ICE（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更不受欢迎。
然而，尽管舆论风向消极，实际使用数据却呈现出爆发式增长。市场分析公司 Sensor Tower 的数据显示，ChatGPT 在 5 月达到了 10 亿月活跃用户，Gemini 紧随其后，于 7 月录得 9.5 亿登录用户。
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进一步佐证了这一趋势：目前一半的美国成年人表示曾使用过聊天机器人，其中四分之一的人每天使用。这一习惯已全球化，经合组织（OECD）覆盖的 38 个富裕民主国家中，超过三分之一的成年人在过去三个月内使用过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
技术采用率与地域乐观度的关联
如果将上述两组数据叠加，会发现一个令人困惑的现象：讨厌 AI 的人和大量使用 AI 的人似乎是同一群体。除非这两个群体完全重叠，否则这些数据难以自洽。
一种可能的解释是，负面看法与技术采用率呈正相关。观察发现，全球北方国家的 AI 采用率最高，但公众态度最为消极；而在全球南方，虽然采用率较低，民众对 AI 的态度反而更为乐观。
但这或许只是表象。当人们表达“讨厌”时，其核心诉求可能并非针对技术本身，而是对即将到来的巨大社会经济动荡的预警。这种焦虑反映了公众希望决策者正视潜在风险的心理需求。
从社交媒体到 AI：被动接受与主动监管
回顾过去二十年，社交媒体平台经历了类似的动态。尽管科技界对运营这些平台的公司批评声不断，数十亿用户仍被迫留在 Facebook、Twitter 等平台上。在社交媒体时代，用户缺乏议价能力，退出意味着失去内容积累和社会关系网络，只能选择忍受或从零开始。
但在人工智能领域，情况有所不同。政治层面对监管的意愿显著增强，为用户提供了施加影响的空间。目前，美国全部 50 个州均已通过或提出了规范 AI 开发与部署的法律，形成了由超过 2,100 项法案构成的复杂法规体系。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数量在三年内增长了十倍。
此外，市场结构也在发生变化。除了 Google、OpenAI 和 Anthropic 等巨头外，市场上已涌现出一些顶级的开源替代方案。这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多选择，进而形成来自市场的压力。
尽管转移价值万亿美元的行业巨头并非易事，但 AI 的发展轨迹并不像某些公司所暗示的那样不可逆转。正如 Springboards 首席执行官所言，即便他对 AI 行业持保留态度，其公司仍在开发新模型，因为他们希望看到更多样化的可能性——即让人工智能清晰地界定其能力边界，明确知道它能做什么，以及不能做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