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美国司法部反垄断主管乔纳森·坎特：人工智能无需反垄断豁免，企业应独立承担安全责任
近期，科技界围绕人工智能安全与监管的辩论持续升温。Anthropic、Google DeepMind 等大型实验室的研究人员纷纷离职，部分研究者指出 AI 导致人类灭绝的概率超过 10%。与此同时，这些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呼吁减缓开发进程并制定监管框架，其中包括要求获得反垄断豁免。
针对这一现象，前拜登政府美国司法部反垄断部门助理部长、现任华盛顿大学法学教授及卡内基梅隆大学技术政策教授乔纳森·坎特（Jonathan Kanter）在接受采访时明确表示，无论出于何种动机，人工智能公司寻求监管协调都不应成为其获得反垄断豁免的理由。
坎特在任期间曾对 Google、Apple 和 Ticketmaster 提起重大反垄断诉讼，并与莉娜·汗（Lina Khan）共同推动了美国反垄断政策的全面重启。目前，针对 Apple 的诉讼仍在特朗普政府的司法部审理中。值得注意的是，这场关于 AI 监管的讨论催生了跨政治阵营的联盟，例如前特朗普政府 AI 沙皇大卫·萨克斯（David Sacks）公开支持莉娜·汗的观点，认为不需要给予 AI 行业反垄断豁免。
“道路规则”缺失与安全责任归属
坎特将当前的人工智能发展比作发明了汽车和卡车却缺乏道路、交通信号灯的状态。他认为，尽管这项技术具有改变生活方式的强大潜力，但社会急需建立基本的“道路规则”。这涉及两个层面：企业应承担的责任以及政府应履行的职责。
对于前沿 AI 公司（如 OpenAI、Anthropic、Google DeepMind 以及埃隆·马斯克旗下企业）一致呼吁放慢脚步的现象，坎特提出了两种解读视角。一种较为慷慨的解释是，这些公司因缺乏监管指引而感到恐惧，担心创新失控带来灾难性后果，因此希望政府介入设定边界。另一种愤世嫉俗的看法则认为，这是为了通过监管捕获市场、组建卡特尔以排除竞争对手，从而保护 IPO 估值并减少研发支出。
坎特强调，无论哪种解释成立，都不构成反垄断豁免的依据。他指出：“这些公司不需要协调就能向社会提供安全的产品。”他以波音和空客为例，说明一家飞机制造商发现安全隐患时，并不需要另一家竞争对手减缓创新步伐来配合解决；同样，如果汽车存在爆炸风险，责任在于制造方而非其他车企。
在坎特看来，企业必须对其代理人负责，无论这些代理人是人类员工还是数字化的 AI 系统。如果 AI 代理侵入他人技术或进行黑客攻击，雇佣该技术的公司应承担法律责任。虽然企业在威胁情报共享、恶意机器人识别等安全保障领域存在合法的合作空间，但这并不违反现行反垄断法，因此无需特殊豁免。
产品责任法作为监管替代方案
针对国会立法停滞的现状，坎特认为产品责任法可以作为一种有效的监管框架。他提到，Meta 在 Facebook 和 Instagram 涉及的儿童安全及心理健康案件中，实际上已经受到了产品责任法的制约。尽管 Meta 最终选择和解，但这表明法律压力正在发挥作用。
坎特指出，当前的环境已与 15 至 20 年前不同。过去，《通信规范法》第 230 条为在线公司提供了大量豁免权，使得起诉变得困难。同时，由于经济对硅谷公司的依赖，联邦政府在奥巴马时期便采取了相对放任的态度。然而，这种缺乏问责制的做法削弱了公众信任。
“国会不采取行动并不是企业提供危险产品的理由。”坎特表示，“如果你认为你的产品会摧毁人类或破解他人设备，那就不要建造它，或者回到绘图板上寻找更安全的构建方式。这就是创新的一部分。”他建议，与其等待完美的联邦法规，不如依靠各州先行制定的规则和产品责任诉讼来推动行业规范化。
地缘政治竞争不应成为垄断借口
在谈及中美科技竞争时，坎特驳斥了“需要国内垄断以对抗外国对手”的观点。他引用 AT&T 解散案的历史指出，当年 AT&T 曾以赢得冷战为由反对拆分，但被里根政府拒绝。坎特认为，与中国竞争的最佳方式是依靠美国自身的制度优势，即促进自由市场中的动态激烈竞争，而非容忍国内垄断。
“波士顿倾茶事件起源于反抗英国对生活必需品的垄断。我们的自由部分源于经济自由。”坎特说道，“声称为了在国外竞争而容忍国内垄断是错误的。中国通过国有企业和中央控制管理许多公司，限制未成年人接触科技，审查信息。唯一能与之竞争的方式不是模仿其不安全的产品策略，而是确保我们提供的创新有利于社会，并保护人们免受有害使用的侵害。”
坎特还提到了上世纪 80 年代日本电视制造商涉嫌通过卡特尔高价销售以补贴在美国低价倾销的案例。当时最高法院基于芝加哥学派经济学观点判定这不构成反垄断违规，但这为后续的市场失衡埋下了伏笔。坎特认为，如今确实存在关于如何防止外国企业低于成本倾销的合理问题，但解决方案绝非允许本国市场形成寡头或垄断。
政府直接投资与市场扭曲
面对特朗普政府直接投资多家美国科技公司并讨论设立基于加密货币的主权财富基金等现象，坎特表达了担忧。他认为，政府与私营行业之间前所未有的协调程度，特别是拥有国家生产资料的行为，与美国传统的市场经济理念相悖。
坎特指出，当少数几家公司达到支配地位、寡头垄断甚至完全垄断时，它们往往更倾向于服务于股东利益而非公众最佳利益。虽然国家安全问题（如防御中国 AI 渗透）需要通过国际关系和国防手段解决，但这不能成为在国内市场放松反垄断执法的理由。“我们需要的是在界限内的自由竞争，而不是以牺牲消费者安全和市场竞争为代价的‘击败中国’口号。”
